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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改了,

注3:杨禹昌、张先培、黄芝萌和炸死宗社党良弼的彭家珍合称为四烈士,合葬于南京西郊,墓碑至今尚在。
袁世凯本来已经被举国呼声搞得心力交瘁,众叛亲离,突然收到陈宦这封电报,成了骆驼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回想当年陈宦跪在地上向自己劝进的场景,当即被气得晕倒在地,醒来时口中喃喃道:“人心大变。”袁世凯对陈宦的通电这么愤怒,不是因为他反对其称帝。陈宦早就打过电报给他,劝他退位,他对陈宦的立场已有心理准备。袁世凯只是万万没想到,这个陈宦反就反吧,居然反得如此绝情。
龚照瑷拿下孙中山之后,立刻给总理衙门拍了一封密电,说孙中山自己来到使馆,已经被控制住了,请总理衙门迅速回电指示下一步行动。孙中山被抓只是万里长城第一步,从伦敦到北京千里万里,如何把他绕过英国人耳目活着带入境内,还是个难题。
相比之下,李烈钧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被北洋军打得头破血流,密码本落到袁世凯手里,袁世凯立刻查到了他和国会内国民党议员企图武力反袁的密电,以此为借口解散了第一届国会。可见这种电报加密的方式在清末民国确实相当流行。
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这里姑且不提。不过东南互保事件却生动地表明,电报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从国人眼中的洪水猛兽变成了中国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项关键工具。电报的迅捷让政治变得更加云诡波谲,变数更多。到了清末民初,更是电波纵横,往来频繁。可见电报已深深进入生活,给中国晚清政治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
个人发通电,也不是没有先例。民国狂人袁希洛就曾经自己掏腰包去通电骂孙传芳,不过那只是偶一为之。唯独这位老先生,发通电如同吃饭喝水,颇有些“有意见要通电,没有意见制造意见也要通电”的精神头儿。甚至袁世凯提出祭祀孔子的时候,他也要发封电报给黎元洪和段祺瑞,提出祭孔一定要行跪拜礼,喊出“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用”的论调。
当时胡适在北京读了这封通电,气得撰文大骂,连用了四个何必:“有话何必不老实说,何必绕大弯子,何必做滥调文章,何必糟蹋许多电报生与读者。”
这一份通电宛如雪夜里突然放了一个麻雷子,把北洋和南方都给炸懵了。南边儿不知道这个北洋军的师长搞什么鬼,北边儿不知道这人到底是哪头儿的。全国人民唯一明白就是:一个北洋的小师长,突然骂了如日中天的段祺瑞。
电报经营权是交还了部里统管,但是邮传部的尚书、侍郎们却悲哀地发现,扯皮官司也比以前多了不少。地方督抚们本来对电报线路的铺设、管理和保护还是上心的,现在一概不管,出了问题全部推给部里——反正挣的钱也不归我了,我管那么多作甚呢?比如广东东沙岛上安设无线电一案,就整整拖了两年多没有办理。此外,各地督抚还纷纷上书,要求各省官方电报免费,甚至威胁要严惩收取费用的电报生,把邮传部的人员也吓得不轻。
当时许林格是作为外交官来英国公干。英国科学界对他发明的磁针式电报机十分有兴趣,便邀请他作一次演讲。他的演说自然博得满堂喝彩,但英国人固有的傲慢一向看不起落后的俄罗斯,他们只把磁针电报机当成一种新奇的小玩意,怀着傲慢的善意鼓着掌,却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在座的观众里,只有一位表情严肃的学者看出了其中蕴藏的巨大机会,兴奋地捏紧了自己的礼帽,他的名字叫查尔斯·惠斯通。
至于慈禧太后,她已经充分领教了电报的威力,总算乖乖闭上了嘴,不再横生阻挠。
……他看得入了神,竟忘记了听机器的响声。等他回过头来,已经漏过了一段电文,他托起纸条读道:“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他迅速抄下这段电文,然后放下纸条,用手托着头,继续往下听:“在高尔克村逝世……”
饶汉祥身后留下《珀歼文集》八卷,留存的都是自己的文章;他还留下了《黄陂文存》,里面收录的都是他代黎元洪写的文章电文,不多不少,也是八卷,可见他这辈子所枪的稿子数量有多少。
康圣人迂腐,饶汉祥虽然文笔极佳,可惜黎元洪是个窝囊人,就算电报写的冠冕堂皇,一联想到黎菩萨那副颟顸嘴脸,气势再大也泄了。吴佩孚虽擅通电,可谋身胜于谋国。真正能够被称为千古一电的,我个人觉得是蔡锷讨袁世凯檄文。
陆荣廷此人善观风色,他先是支持袁世凯登基,在他的势力范围广西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后来见情势不对,又反噬一口,通电全国宣布倒袁。
盛宣怀因此大得圣眷,成为晚清一代名臣。而另外一位居功阙伟的郑观应,也因为在谈判中表现出色,被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往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以应付中法战争。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谋划偷袭西贡法军屯粮之地时,还派这位智勇双全的官员秘密潜入,在西贡、金边一带侦察敌情,暗中联络南洋反法势力。他回国以后,隐居数载,一部《盛世危言》横空出世,震惊中外。世人皆叹其眼光深远,却不知郑观应的这种见识,正是肇始于对电报的深入研究呢。

两个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开始工作到现在,经她们手收发的电报纸条,顶多也就两万米长,可是,跟她们同事的老报务员却已经超过二十万米了。收报的时候,他用不着像她们那样,看着纸条,皱着眉头,去拼读那些难认的词和句子。他根据电报机的嗒嗒声,就能把电文译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纸上。现在他正在收听并记录电文:“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关于飞鹰号为何突然停止追击,历来众说纷纭。有说飞鹰号确实因煤尽而被迫返航;有说追击途中飞鹰号锅炉发生了爆炸;比较传奇的一种说法认为,刘冠雄是有意为之,因为刘冠雄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流学去过欧洲,思想上很先进,十分支持维新变法,想故意放过康有为。
两万元在民国是个什么概念?民国一等荣光宝星勋章的年俸是3000元;曹锟贿选的时候,选票是卖5000元一张;电报局一等科员一个月薪水才100元——而且已经是小康生活;如果是在民国16年的上海市场,一块钱可以买30公斤大米,两万块可以办起一家小规模的纺织厂。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八国联军退出中国。吓破了胆的慈禧太后终于从西安回銮北京。只是这一次她不敢沿原路返回,而是选择了东出潼关,经过河南洛阳、巩县、郑州到开封,再从开封渡过黄河,一路北上。在此之前,慈禧太后一直不允许陕西、河南等省修筑铁路、电报,以致陕、豫两地只能靠畜力运输或传递信息,极其不便。盛宣怀打出方便太后“回銮”的旗号,特意拨款修筑了潼关-直隶线,全长1600华里,与山东、江苏两路电报联通,从此开始了中国内地的电报网络建设。
所以按盛宣怀的原话就是:“欲拆厦岸已成之丹线,方能拒福、汕将至之英线。”倘若能够先行把大东公司摆平,来一个釜底抽薪,大北公司也就离失败不远了。
丁日昌思忖再三,决定趁热打铁,跟各国领事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作了一个约定,表示只要手续完备,可以有原则地允许他们设置埠内专线,但绝不允许他们把专线与国境外的国际电报海线相连接。这一招“以退为进”极见功力,洋人们本以为专线已不可得,惊见丁竟然法外开恩,欢喜还来不及,哪里还愿意去煞风景抗议“禁接海线”,赶紧没口子答应下来。
他请袁世凯邀张振武进京担任总统府顾问,使其远离湖北老巢。张振武不知是计,还以为是袁世凯格外赏识,欣然赴京。他抵达京城之后,袁世凯盛情款待,优待有加。张振武更是放心,还时常宴请宋教仁等同盟会的朋友,畅谈共和大计。孰不知他前脚离开武昌,黎元洪就立刻发了一封密电给袁世凯。
这是中国电报史上极关键的一个原则,后来多少纷争,都是由它而起,影响极为深远。
这一番言辞入情入理,说动了柯尔。第二天,10月16日,柯尔趁送煤的时候,在煤篓里留了一张字条,孙中山就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处境,连同身上唯一的二十英镑交给柯尔。
大清的官员们对电报的正面价值,表现的很迟钝,恰好相反的是,他们对电报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却十分敏锐。沈葆桢曾经致函总理衙门说:“查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制肘。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以骇视听。”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中国官员已经隐约有了预感,通讯手段的革命,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进而导致旧体制的崩溃。
这起中国与大北公司的争端甚至惊动了万国电报协会。该协会觉得这种事不利于国际电报业的长治久安,打算把中国也吸收进去作会员国。盛宣怀却不干,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人家都是玩了几十年的老油条,咱们现在经验不足,贸然掺和进去,就得按照人家的游戏规则走,到时候自己吃亏。”(盛原文:“现在中国创办未久,虽规模初具,然未便遽行入约,一切电报交涉事件,须按万国通例办理。恐未得其利益,先被其掣肘。只有坚守自主之权,不为侵占,将来再行斟酌。”)
无论如何,光绪毕竟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象征着皇家的光荣和尊贵。而且他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总还是个肯做事的皇帝,这点比起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们更是难能可贵。并无失德之处而要被篡废,不管是革新派还是一般百姓都是为之抱不平的。于是,民间对慈禧太后乃至整个满清官僚体系的不满,就在这一刻集中爆发了出来。
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这一玩赏,可玩出了问题。邓廷铿接过金表,看到表盖上赫有一行英文,乃是“孙”字的拼写,联想到近日孙中山就在伦敦活动,龚公使也警告说他可能会改装身份潜入使馆,心中立刻有了答案。邓廷铿表面上不动声色,客客气气把孙中山送出使馆,转身立刻通知了龚照瑗和龚心湛。
两万元在民国是个什么概念?民国一等荣光宝星勋章的年俸是3000元;曹锟贿选的时候,选票是卖5000元一张;电报局一等科员一个月薪水才100元——而且已经是小康生活;如果是在民国16年的上海市场,一块钱可以买30公斤大米,两万块可以办起一家小规模的纺织厂。
俩人闲聊了许久,相约隔日去海口见见其他广东老乡,孙中山还旁敲侧击地问他如果穿西装回国是否会受阻挠。眼看日落西山,孙中山掏出怀里一块金表看看时间,说我差不多得走了。这块金表是旧金山一位华侨送给孙中山的,款式在当时颇为新颖,邓廷铿看着喜欢,就要来玩赏了一下。
1908年,出于发展电报业的考虑,费用再次下调,减了20%。以福建为例,从福州发往直隶的费用是每个字两角二分银元,发往江苏是每个字1角6分银元,发到蒙古最贵,4角银元才能发1个字。
当时伦敦人把这个新奇玩意当成是科学奇迹的一次展示——当然,它也仅仅只是一个奇迹罢了,就连投资的爵士都没对其抱有太大信心,权当是资助科学研究罢了。这种乏人关注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845年,才极具戏剧性地发生了转变。
中国传统称太子为“储君”,也叫“储贰”或者“储副”。黎元洪当选副总统以后,他给袁世凯回了一封感谢通电。饶汉祥大概是觉得副总统这名字太白,不够文雅,就从古籍里挑出一个词来,在电稿里称“元洪位备储贰”,哄传一时。没法儿不哄,他这一“储贰”,把堂堂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当成了总统的“太子”——别说那时候袁世凯还只是个不能世袭的大总统,就算后来称了帝,太子之位尚有袁克定呐。
第二件事发生在1896年,故事的主角是中华民国一代国父孙中山。

到了1881年的时候,中国的几大重镇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电报网络;第一条长途公众电报线路“津沪电缆”横贯华北,使电报业“军转民”,开始从单纯的军事功用转向民用赢利事业。最初只在直隶活动的天津电报总局也在两年后改组成中国电报局,移镇上海,正式成为官营企业,统筹全国电报事务——看清楚,已经是企业了,不再是衙门。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漠,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弭患无形。吾鄂人民胥拜天赐,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回籍者,请就近酌发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恶之意。至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上,闒茸尸位,抚驭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临颍悲痛,不尽欲言。”

康圣人一生发了无数通电,不过他若自夸我通电发的好,旁边一位老夫子只怕会笑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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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里
会不会因为一个人而恋上一所城市,
出现

但你仍填满我的生活!你在我心里。

日暮
不信你一顿饭不带的谈一次恋爱给我看看啊。
钟凯
就已经手握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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